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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辈子没说出的心里话_散文

  

  1992年7月,于是之最后一次登上人艺舞台。这是他主演的第374场《茶馆》。

  然而,演了几百场“王掌柜”,于是之这次却卡壳了——对不上台词,望着老搭档郑榕,叫不出“常四爷”。

  谢幕时,听着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,于是之落泪了。那天晚上,童道明陪他一起走出剧场。站在院子里,于是之望着夜空轻轻叹息一声:“从前演戏觉得过瘾,现在觉得害怕。”

  于是之知道,自己告别舞台的时间,到了。

  一个话剧演员,说话却出现障碍,这对于一个把演戏当作毕生追求的人,打击之大,除了于是之本人,只有妻子李曼宜最为了解。

  李曼宜记得,于是之那时变得非常脆弱和敏感,“不知什么时候想起什么事,或是看到过去的什么东西,如相片、文章,又或是别人无意中的一句话或一个表情,都会让他不愉快,有时他会暗自生气,有时会伤心落泪,甚至失声痛哭”。

  李曼宜懂丈夫的情绪起伏,因为他自卑地认为自己“没用了”。

  正是在那段时间,夫妻俩谈到了将来谁先“走”的问题。于是之说:“我要是先走,你会非常痛苦,可我相信你还能过得很好。要是你先走了,那我可怎么过啊!”

  李曼宜说,不如趁着两个人都在,把他们几十年经历的风风雨雨都记下来,将来剩下一个人时,看着它,也是个纪念。

  于是之同意了。他说,他还要写写自己的那些“良师益友”。随后,他在一张废纸背面拟了个“良师益友”的提纲,提纲的最后一段,写的是李曼宜。

  李曼宜既好奇又期待,丈夫究竟会怎样写她。然而,她最终也没能等来那个答案。

  2013年1月,被阿尔茨海默病折磨多年的于是之去世。6年后,《我和于是之这一生》出版,94岁的李曼宜在书里记录了夫妻二人在风波迭起、世事沧桑中的相依相傍,记录了贯穿他们一生的爱和信任。

  1949年春天,北平刚刚解放不久,春寒犹厉,但空气中已有一股暖意。

  就是在这个春天,李曼宜考入刚刚从解放区进入北平城的“华北人民文工团”。当她坐着团里唯一的交通工具——一辆小毛驴拉的胶轮大车,来团里报到时,看到在一众穿着灰粗布制服的团员中,有一个穿紫红色毛衣的年轻人,跑上跑下甚是显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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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他这身打扮,不像‘老同志,可又俨然以团里主人的身份在接待我。”李曼宜忍不住暗自思量。

  待大家都安排妥当,“紫红色毛衣”自我介绍说,他叫于是之。“干钩于,是不是的是,之乎者也的之——是生活干事。”

  于是之只比李曼宜早入团一个月。两个人熟悉后有次闲聊,发现他们其实在1944年就见过彼此。

  当年,李曼宜和家人住在一个很大很深的院落,一起住的几户人家都是知识分子家庭。那年暑假,院里几家的孩子聚在一起,决定排演话剧《雷雨》。然而大家发现人手不够,缺个演周萍的人。于是,一个孩子请来了那时还叫于淼的于是之。

  人一凑齐,没有寒暄与彼此介绍,立马开始排戏。

  李曼宜被分配演蘩漪。要和一个陌生男孩对词,她觉得特别紧张,头也不敢抬,眼睛紧紧盯着剧本。排练到最后,她都没看过于是之一眼。

  5年后,两个人再度相逢,提起这段往事,于是之忍不住对李曼宜说:“你那时只顾低着头念词,从不抬头看看,凡是蘩漪的台词里有‘我爱你或者‘你爱我的话时,你只念‘我——你‘你——我,把那个‘爱字去掉了。”李曼宜听罢,抗议道:“蘩漪有这样的词儿吗?我怎么不记得?”于是之说:“有,有,有啊!”

  两个人大笑。

  也正是在这一朝一夕的相处中,二人渐生情愫。1949年10月,团里筹备演出苏联话剧《莫斯科性格》,于是之在剧中饰演男主角维克多。他试图通过读书探寻“维克多的恋爱观”。然而,在这个过程中,他发现自己似乎也有些想谈恋爱。他在日记中写道:“自己的恋爱颇有苗头……我每一次分析与创造维克多的时候,总想到她,这能使我在分析中有更浓的感情。”

  这里的“她”,指的就是李曼宜。

  而彼时的李曼宜,其实也是有感觉的。她曾在日记中写道:“于的问题,现在还很难测,我仍在犹豫……”

  而到了12月20日,两个人的日记中,都谈到了恋爱的事。于是之似乎怕被人看到,心绪全用英文表达。李曼宜则这样写道:“我很希望那件事情(当然是指我和他的关系)能明朗化,我是不喜欢在那些事上浪费时间的,我坚持我过去的念头,那必须是对事业有所帮助的,否则,就可以不去管它。”

  然而就在12月31日,于是之没能控制住情感的闸门。在1950年1月1日的日记中,他这样写道:“昨天,与曼宜明确了恋爱关系。谈河北癫痫病治疗较好的医院得很严肃……‘我们算什么时候开始的呢?她坐在炉边椅子上这样问。‘就从现在开始吧!我这样答。我们吻在一起了……我觉得她更美了,我们将很快结婚,我估计在今年春天。”

  许多年后,李曼宜曾听一位老友说:“当年你们俩恋爱谈成了,把是之高兴的,回到宿舍里满地打滚儿,还说‘李曼宜答应我了……”

  不知这是真有其事,还是老友的演绎。不过于是之的欣喜,众人皆知。他在日记里曾这样写道:“快乐的幸福的1950年。”

  当他们俩的感情相对稳定后,结婚一事被提上日程。

  1950年3月22日,剧院(1950年元旦,华北人民文工团改组扩建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)为《莫斯科性格》开庆功宴。大概是为了喜上加喜,領导同时决定,于是之和李曼宜的婚礼也在这一天举行。

  李曼宜记得,两个人当年的结婚“礼服”是自制的,“就是把去年发的灰色棉制服拆了,抽去其中的棉絮,做成夹衣,然后洗净熨平,穿起来相当笔挺”。至于结婚证书、婚纱照,一概没有。幸好剧院准备了一块粉色缎子,供大家签名,缎面上方写着:“于是之李曼宜同志结婚志喜。”这块最终被大家密密麻麻签满名字的缎子,成了两个人唯一一件珍贵的结婚纪念物。

  婚姻不是靠你侬我侬就能走远的,两个来自不同家庭的独立个体,势必相互磨合,才能长久相依。

  于是之有时就喜欢“生闷气”,甚至会用拳头捶桌子、捶胸口,夜里跑到院子里用头顶着木柱使劲蹭,愤怒时还摔过茶杯、暖壶。不过李曼宜说,这已是于是之发脾气的极限,他不会和人大吵大闹,“他这个毛病可能也和他后来得的病有关”。

  另外,于是之也不懂如何讨妻子欢心。去莫斯科访问,路过商店,其他人都进去看,他却很不情愿,最后还是同行的同事挑了一个精致的双层针线盒,让他带回去送给李曼宜。事后,李曼宜感叹:“这样的礼物,要等于是之送给我,大概是没有希望的。”这个针线盒,她一直用到今天。

  在某种程度上,于是之是不爱表达的,而他内心的起伏,或许只有李曼宜最懂。

  1984年2月,经北京市委宣传部部务会议讨论,于是之被任命为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。李曼宜记得,当年丈夫和自己说:“一想到下一步,只觉得前边是一片海,明知是海,大概也要跳了。我不想当官的心情,将来恐怕只有你来证明了。”

  于是之担任第一副院长的8年,正是北京人艺原创大戏迭出北京那个医院治疗癫痫的时期。而这8年,又何尝不是作为演员的于是之本该有的表演黄金期?作为晚辈的剧作家郭启宏说:“放下可以继续辉煌的‘演员于是之,捡起一脖子麻刀的‘第一副院长,有识之士因之扼腕长叹。”

  李曼宜回忆丈夫作为“行政干部”的那8年,他从来没有所谓的上班、下班或休息、放假。作者来访,随时“破门而入”。但于是之最爱聊的,其实还是创作。

  回望这8年,李曼宜在《我和于是之这一生》中写道:“尽管有人对他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,甚至也有人当面或在背地里骂他、批评他,可他为这家剧院真是尽心尽力了。我想他就有那么大的本事,也全用上了。”

  在李曼宜眼里,丈夫当初明知前面是海,还是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。“仅凭他那很不娴熟的‘仰泳,总算没有被淹没。但——他,太累了。”

  其实在做“行政干部”时,于是之就有了患病的征兆。比如排练话剧《洋麻将》时,他发现自己的记忆力衰退得严重。

  丈夫一边演戏,一边做领导工作,备受煎熬且身心俱疲。李曼宜看在眼里,急在心上。

  1992年,在《茶馆》演出前,于是之的病状出现得更为频繁。那时,他常会忘记别人的名字、忘记地名。

  1994年,于是之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。

  那年年底,报上刊登了美国前总统里根患此病的消息。于是之看后,久久没有说话,过了一段时间,他和朋友们自我调侃:“我这辈子说话太多了,老天爷不让我说话了。”

  作为妻子,李曼宜也是过了好久,才接受丈夫得这个病的事实。

  最初,一辈子好强的她,觉得难堪。

  在李曼宜看来,那段时间,自己最大的痛苦,“是一种看不到希望的‘等待,不知还会出现什么情况”。她有时也会一个人在深夜失声痛哭,宣泄心中的凄凉与郁闷。但宣泄过后,她会告诉自己,要面对现实,“是之这辈子活得不容易,在他有生之年,绝不能再叫他受委屈,我要对得起他”。

  于是之患病后,几乎全部的护理工作,都压在李曼宜一个人肩上。

  1999年的正月十五,正在厨房的她听到外面“扑通”一声。她连忙跑出来,见于是之坐在了地上。她上前扶,没扶动,自己却重重地磕在水泥墙的棱角上,瞬间动弹不得。

  她忍着剧痛,一点点挪动脚步,蹭到电话机前,给儿子打了电话。而于是之有些吃惊地看着她,她捂着腰对他说昆明市癫痫病看好的医院:“不行了,我摔坏了,动不了了。”

  那时的于是之,已经不怎么能讲话了,见妻子这样,忽然急得在地上爬,并大声嚷起来:“快来人呀!快来人呀……”

  最终,夫妻二人住进了同一间病房。由于要做各种检查,李曼宜常被人抬出病房,每当这时,于是之就特别不安。有一次,他甚至跟着抬走李曼宜的人跑出病房,但一下子没跟上。见妻子没了影,他更急了,就跟着查房的主任,主任到哪儿,他就跟到哪儿,想问妻子被抬到哪里去了、是不是不行了,但他没有能力讲出这些话。没法从主任那里得到答案,他就开始在病房的过道里到处跑、到处找,直到看见李曼宜回来,才安静下来。

  就在两个人住院期间,有剧院的同事来看望于是之,说到《茶馆》要复排了。李曼宜发现,于是之眼中刹那间闪出了光。

  于是之住院时,为了让他安心做理疗,李曼宜会和他讲过去的生活片段:“1949年,南京解放,我们一起上街打腰鼓,‘咚吧咚吧咚吧。”她还会给他念儿子小时候常说的童谣:“小白兔,白又白,两只(ji)耳朵竖起来,爱吃(qi)萝卜(gu)爱吃(qi)菜,跑起路来特(tuo)别快!”有时于是之晚上睡不着,她就给他唱《摇篮曲》《圣母颂》这些他们年轻时爱听的曲子,听着听着,于是之就静静地睡了。

  在于是之住院的最后岁月,李曼宜风雨无阻,几乎日日到医院陪伴丈夫。

  李曼宜不愿别人称丈夫为“植物人”,她不接受这个冷冰冰的词。她记得有一次黄宗江在电话里和她说,之前总不理解那些推着瘫痪病人在院里散步的人,可是在自己的老伴儿去世后,他忽然懂了。他说:“即使老伴儿瘫在床上,再不能动、不能言,我也愿意守着她、照顾她,这里有我们的感情,不论怎么样,我们两个还是在一起的。”

  黄宗江说的这些,李曼宜懂。

  然而最终,于是之还是先离开了。丈夫去世后,李曼宜向北京人艺的领导提出,想让他和工作多年的“家”——他挚爱的舞台,做最后的告别。

  2013年1月24日,于是之的靈车从医院开出,驶向首都剧场。之后,灵车绕剧场一周,停在院内。在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后,灵车再次启动。“是之真的出发了,他向西,再向西,走向远方。”李曼宜在心里默念。

  最后送别时,李曼宜在给丈夫的花篮上写下“是之,我爱你”。

  这是她一辈子也没有对于是之说过的心里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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